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他是在探讨经济和文化的关系，其言虽简，却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视角。

　　2017年12月13日，世界文化论坛秘书长保罗·欧文斯在广州文交会上发表演讲，认为综合广州的开放、包容和活力充沛的实际表现，其文化竞争力有望在世界城市中名列前茅。

　　2017年7月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文化竞争力研究报告（2016）》则显示，中国城市文化竞争力排名基本和经济实力相吻合，以“北上广”打头阵。

　　非常难得，这座向来以物阜民丰著称的城市，坦然地揭开了文化软实力的面纱，尽管它是由外部力量去推动的。

　　城市共同体

　　孔子“近者悦远者来”的论述告诉我们，文化必须成功转化为软实力，进入城市内部和外部人们的现实生活，才有生命、有意义，才能形成对智力、活力、效率、创造力的增强效应，持续推动城市产业发展升级，最终增加民生福祉。

　　广州文化软实力对人心的渗透，可从内外两个维度来观察。

　　内部维度，主要是观察一座城市里的人们是否热爱学习，是否愿意为接受文化熏陶而投资。

　　数据显示，广州图书馆的服务量已经连续4年位居全国公共馆第一，广州市少儿图书馆的读者接待量，在全国公共少儿图书馆中居首。2016年广州的文化消费位居全国城市第一，人均文化消费支出4991元，占到城市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的13.1%。

　　外部维度，则要考察一座城市所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在城市之外的影响力和春风化雨的能力。2016年，广州的文化产业增加值为1050亿元，占GDP比重为5.3%，2017年这一数字预计为1200亿元，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城市支柱产业之一。

　　此外，仅2017年12月举办的文交会，就吸引了近百万人参观，达成协议或意向成交额约80亿元。同月举办的财富全球论坛，把100多家财富500强企业带到广州，这些企业在感受广州生态、文化、营商环境的同时，也敲定了一系列投资广州的计划。

　　产业和文化的互相扶持，是近几年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明显特点，这同样是背后一系列不动声色的运筹和努力的结果。

　　对于广州而言，“文化”是一个以产业形式存在的生命体，而不是某种自娱自乐、与现实无关的考据。不得不说，后者正是国内许多城市在文化领域的长期困惑，一谈文化，就是历史与文物，是摆放在那里、落满灰尘、知道其价值却难以发掘的沉睡资源。

　　很大程度上，这一问题最终考验的是运用、驾驭市场的能力，即发现、创造需求和形成有效供给的能力。这恰恰是广州的传统强项。

　　这座城市正变得越来越整洁和优美，这是外来者很容易获得的一个直观印象。城市的外观并不反映文明的深度，但我们可从中窥见人的素质的提升，以及城市共同体意识的加固。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人们的家庭共同体意识非常强烈，但社会共同体意识则一直非常薄弱。所以过去的人们会把家里打扫得非常干净，整饬得非常雅观，而对公共空间则往往不闻不问。

　　广州近年来让人们感受到越来越强的舒适感，除了通过稳定房价控制居住成本，现代意识发达降低了交易成本，包容务实减少了人际隔阂之外，更为隐性但又重要的一点是，文化的进步显著提高了城市居民的公共责任感，人们把对家庭的情感向城市公共空间扩展，视城市为一个情感共同体。

　　城市共同体作为一种能量实体，将来还会给广州带来什么惊喜，值得期待。

　　广州依然低调，社会文化领域许多有重要意义的进步，都是不留痕迹地实现的。不过在今天这个信息透明的时代，进步总会被感知，被传递，成为一种隐形的力量。

　　悄悄的变化

　　广州的低调世人皆知，但人们很少深究这种低调性格的文化根源。

　　关于这一点，我们要从另一个典型的广州性格说起——自由。在经济领域，市场化的营商环境是公认的广州优势，其背后的保障是法治化的治理思路，即规则明确，预期清晰，对企业经营行为不会随便动用行政手段干预。

　　小政府、大社会的经济思想，并不完全是西方的舶来品，它根植于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渊薮之一——道家思想。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1966年在东京表示，他的“自发秩序”理论来源于《老子》第57章第一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

　　“无为而治”的思想，是从自然生态的规律中引申出来的社会治理智慧，而道家在整体上也是一种自然主义哲学。

　　综合考察就会发现，广州是一座最有道家气质的中国城市。本土百越文化、外来异域文化和南下的北方文化互相交融，调和成“重商远儒”、百花齐放、各美其美的精神，构成了一种多元的生态系统，具备了黄老思想最好的实践条件。

　　人们的生活旨趣也表现出一种恬淡取向和强烈的自然主义审美，日常里留意细微的享受，喜爱鲜花和植物。自成一系的广东音乐，擅长于小情境的描摹和对生活情趣的关注，而对政治、社会等大主题则鲜有涉及。

　　《鸟投林》《禅院钟声》《雨打芭蕉》《春郊试马》《礁石鸣琴》……仅从其题目就可以一窥岭南人对自由适性的追寻。

　　对百姓来说，越是亲近自然，专注于对生活的体验，就越少夸耀的欲望；对治理者而言，大道无言，有功不居，也是岭南文化的一个内在要求。这便是广州人给外界以低调印象的文化逻辑。

　　事实上直到今天，广州的治理者们仍然一再强调，城市治理不可太随意，要“不留手尾”地做事情，让变化静悄悄地发生。典型如前些年珠江水的变清、两岸景观的美化、新荔枝湾的亮相，乃至于新中轴线的成型这些大工程，都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完成的。

　　所以对于身在其中的人们，城市环境的升级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的，而对于数年来一次广州的人们，则往往呈现出一种突然的惊喜。

　　近者悦远者来

　　在社会治理上秉持“让变化悄悄地发生”的原则，蕴含的是与民休息的治理方略。在历史上，这一方略被政治家采用的时候，往往就意味着国力的悄然增长。例如，汉朝武帝时代强盛的国力、唐朝开元期间的繁荣，正是与文景、贞观的“与民休息”方略息息相关。

　　《汉书·景帝纪》里用简短的语言描述过这一过程：“汉兴，扫除繁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

　　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就是经济社会悄然发展的文化结果。文化又会反作用于经济，好的文化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整个互相促进的过程，背后都取决于一种张弛有度的良好治理。

　　当叶公问政时，孔子回答说：“近者悦，远者来。”良好的治理会形成一种积极的社会氛围，让身处其中或周边不远的人们因为感受到其好处而喜悦，让远处的人们也慕名来投奔。这种凝聚力和吸引力，又会让良治进一步巩固，社会进一步繁荣。

　　凝聚力和吸引力，在今天的城市发展思想里被称为“文化软实力”。最近几年，广州已明显感受到“文化软实力”对城市发展的强大托举力量。优美的城市生态环境，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环境，引来了许多体量庞大的投资。

　　阿里巴巴、腾讯、唯品会正在向琶洲互联网集聚区汇聚，思科、富士康、GE、百济神州纷纷以数百亿、千亿级的规模落户广州。

　　一个更具典型性的现象是，以往广州的生物制药产业发展在全国并不突出，而现在，一批批生物制药企业正在从全国、全球各地往广州迁移。

　　这些全球顶尖企业把最新的科技应用放在广州来实现，将会带动大量新的顶尖人才加入这座城市。而高层次的人才越密集，高标准的文化就越有发展基础，逻辑上又会进一步为城市吸附更多的高层次人才。

　　这一循环效应，在广州已经日渐变成一种自然机制。

　　以文化软实力撬动项目、产业和人才的进入，这是许多城市在打的一张牌；要让循环链条成功闭合，还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的参与——足以“摆放”这些项目、产业和人才的地理空间，这其实是许多国内第一梯队城市的难言隐痛。

　　而广州手上还攥着一张底牌：它有足够宽广的用地空间

　　1985年，展览馆举办了第一届“深圳美术节”，邀请了关山月、吴冠中、黄笃维、程十发等32位著名画家参展，并开展了以“团结、交流、探索”为主题的学术交流活动。这是深圳市第一次举办大型艺术展览活动，展览馆也收到不少捐赠，逐渐积累了大量藏品。

　　1987年，展览馆正式更名为“深圳美术馆”，由李可染先生题写馆名。

　　美术馆的运营很灵活，曾与香港无线电视（TVB）合资成立了翡翠动画设计公司，是内地第一家专业动漫企业，也是当时除了上海美术制片厂外唯一一家动画设计公司。创始人是海派书画大师程十发的儿子程助，公司参与制作过《狮子王》《花木兰》等动画片。

　　有着连同海外市场的便利条件，深圳还是艺术品的重要对外销售窗口。当时最大的交易机构是深圳博雅艺术有限公司，由深圳市与香港联合成立于1980年，是内地首家合资文化企业。艺术家们到了深圳，一定会去博雅逛逛，“因为国外最好的笔、纸，国内买不到的，全在博雅能买到。”颜为昕的一个高中同学，1993年在那里做售货员，一个月工资能拿到8000元，“很难想象”。

　　上世纪80年代，深圳的印刷业也开始起步，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管理理念和美学风格，服务于当地蓬勃的制造业，如今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印刷产业基地之一。

　　印刷业的发达，带动了设计的发展。1987年，深圳成立了合资企业“嘉美设计公司”，首次把“设计”这个概念引入中国。1992年，深圳举办了“’92平面设计在中国”展，号召设计要打破传统工艺美术和装潢概念的束缚，第一次明确地使用“平面设计”这个词，掀起了一场设计界的变革。

　　由此开始，深圳在艺术设计领域，一直走在全国前列。2008年，深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全球创意城市网络，成为中国第一个、全球第六个“设计之都”。这是国际社会对深圳长期以来坚持自主创新战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战略的认可。

　　问及深圳这座城市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颜为昕的回答是：“开放”。发达的经济与开放的理念相得益彰，让深圳成为人才聚集之地。作为中国最早有商品房的城市，上世纪80年代，就有很多艺术家，比如刘海粟、陆俨少、宋文治等，在深圳买房，有的还把户口迁到当地。

　　这种状况延续至今。雕塑家戴耘1999年来到深圳，此前他是西安美术学院的老师，自小受“黄土文明”熏染，希望能到“海洋文明”的城市吸收不同文化营养。如今他已定居在此20年，从没想过离开，“深圳最核心的价值点，就在于它作为国家试验田的发展理念”。

　　02

　　创新，关山月美术馆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文化场馆的建设迎来一个高潮，众多以名家命名的纪念馆、美术馆应运而生。深圳在这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这期间建成的“关山月美术馆”，就是城市文化发展的代表。

　　契机来自于经济基础。1989年底，深圳建起了当时中国最早的文化主题公园“锦绣中华”，并设想在附近给本省艺术家们每人盖一个馆，首选人就有“岭南画派”大师关山月。起初，他拿不定主意，在参加“两会”期间，特意向领导汇报了这件事，得到认可。

　　1997年6月25日，“关山月美术馆”落成开馆，建筑面积15000平方米，拥有8个室内标准展厅，成为深圳市举办大型展览的重要场所。同一年，颜为昕从汕头大学工艺美术系毕业，进入馆里工作，一干就是22年，从展览部的一个普通美工，成长为后来的副馆长。

　　“他们经常开玩笑说，关山月美术馆所有的女厕所，每一个格子都走遍的人，估计全馆就我一个。”颜为昕笑着说。美术馆初建，室内各种门牌号牌，都由他来制作。当时还没有喷绘技术，需要先用手工割字，再用油漆喷涂，整个馆都留下了他的印迹。

　　当时还没有清晰的“策展”概念，颜为昕就去香港考察，看人家的展览是怎么做的。“那时候去香港还很难，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去一下，就泡在馆里，听人家讲解员讲。你又没钱，你就蹭着听呗。”从细节入手，观察展品的摆放，为什么这幅画要放这里，由此他懂得了，“一场展览是需要有叙事结构和策展逻辑的”。

　　关山月美术馆尝试了很多创新的运营方法。1998年，展览馆特意购置一台摄像机，主动给艺术家拍专题纪录片，比如何孔德、詹建俊、吴冠中、罗工柳等，在展览过程中播放。颜为昕既负责拍摄，也负责剪辑，“以前哪有美术馆干这事，我们干啊”。

　　1999年，美术馆承办了“第九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设计艺术展”，确定了对艺术设计展览的规范和“艺术设计”的边界等问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08年，深圳获得“设计之都”称号后，美术馆又承办了“时代·创造——首届中国设计大展”，至今已举办四届。

　　受到深圳市场化氛围的影响，关山月美术馆一开始在经营上就颇具商业头脑，能解放思想，放开手脚，主动与企业合作。比如，深圳移动公司就多次全程赞助重大展览，而企业通过与文化活动挂钩，也获得了大量优质客户。

　　2007年，深圳市在全国率先将室内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向公众开放。同年，面向社会招募义工，整合社会力量来缓解免费开放后观众流量增多的矛盾，而义工们自己也在接受培训和服务过程中提高了艺术修养。

　　关山月美术馆建立之后，随着展览增多，周围缺少配套文化设施的问题开始突显。于是，以此为起点，市民中心、音乐厅、图书馆、书城等陆续建成。“一个城市就跟一个家一样，要是突然增加一个书房，其他全得改一遍。”颜为昕说，“文化建设彼此之间是有着紧密关联的。建了馆之后，就得想如何做好内容，去影响这个城市的文化体验”

　　未来，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

　　经济的发展，让城市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同时文化理念也在发生变化，更向大众服务靠拢。

　　深圳越来越重视让市民参与文化活动，让戴耘记忆颇深的是，1999年底举办的“深圳人的一天”雕塑艺术节，随机选择18位不同行业的普通人，以他们为模特，做成雕塑。今年正好是20周年，深圳雕塑院特意举办了一次回顾展，找到当年那些模特，与当年的雕塑合影，体味时光带给一个人和一座城的变化。

　　“我觉得深圳走过了40年的发展历程，也像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在物质生活之外有了更深层次的需求，而艺术就是一个很好的提升路径。”戴耘对《博客天下》说。城市归根到底是为人服务的，要让人觉得生活舒适，除了高楼、交通、就业等条件外，还需要精神上的填充，那就需要人文艺术。

　　而在颜为昕看来，如果按照单位平方公里所产生的GDP来算，深圳早就是世界前列了。但是如果按照人均占有文化设施的面积来看，深圳还很落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满足市民公共文化的需求，“两馆”的建设提上议事日程，被列为深圳市“十二五”规划的60个标志性重大建设项目。

　　2006年，“两馆”就造型设计面向国际招标，最终，奥地利建筑设计事务所“蓝天组”的方案被选中。这家事务所由沃尔夫·德·普瑞克斯和海默特·斯维茨斯基创办于1968年，以大胆开创性著称，是“解构主义”设计的代表。此前，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就出自他们之手。

　　颜为昕介绍说，他们在设计时，先是闭着眼睛画草图，等所有的草图画完了，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是一种无意识状态下的创作”。

　　最终呈现的造型，犹如“天上掉下来两颗陨石，扭动到一起，成为这个城市一颗璀璨的钻石”。如果从天空俯瞰，建筑顶面的扭转与城市环境形成了一种呼应。同时，场馆外的静态水景也与建筑交相辉映，营造出适宜轻松的氛围。

　　“之所以选中它，也是因为这种形态，在整个中心区里边是没有的。文化设施本身就是可以不用被限制，没什么太多的讲究，要有独一无二的特点。”颜为昕说。

　　进入场馆后，会看到一块巨大的无缝不锈钢的云雕塑，与天桥飘带结合，形成“畅游的行星、游弋的海豚、飘浮的云”的意境。云雕塑倒映着玉质般的地面。为了给“两馆”铺设这独一无二的大理石地，建筑团队甚至挖空了一座土耳其矿山。“建筑本身有自己的语言方式，（“两馆”）更多面向的是一个未来的文化现象。”戴耘说，“包括把两个馆放在一起，也是一种创新。”

　　一座馆，能改变一座城。“当代艺术馆”是展示中国当代艺术的窗口，又是连接全球当代艺术的桥梁。在中国，以“当代艺术”命名的场馆不多，这样做，是挑战，也是野心。当代艺术本是无边界、实验性的。“两馆”做的实验，是要打破艺术与公众以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边界，以艺术的名义发生休闲、发生购物、发生交流，也发生教育、发生阅读、发生沉思。

　　一座馆，讲了一座城的故事。“城市规划馆”展示的是深圳整体的规划和城市发展的历程。深圳，没有太多的过去，也正因如此，呈现的是一个完全由新中国主导建立的城市形象。从自然地理、社会文明到建筑设计、社区建设，告诉来访者，深圳经历了什么。这就像是一个让人与城相互交谈的空间，是让人爱上这座城的方式，一起继续书写城市的未来。

　　一座馆，构建的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当代艺术馆与城市规划馆共同参与构建深圳与深圳文化，一步步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态度，塑造人们的认知。科技创新是这座城市的主题，“两馆”同样以科技结合艺术展览和公共体验，链接未来。

　　上世纪90年代时，关山月美术馆的slogan是“城市的高雅艺术殿堂”，代表着当时一种普遍认识——艺术是面对精英群体的。但今天，颜为昕认为，文化设施应该是“公共艺术的享受空间”。这也是“两馆”的重要目标，要打破社会对艺术预设的定义与边界，成为激发创造、培养认同、呼吁行动的新艺术发生场。

　　2017年12月28日，“两馆”开始试运营后，陆续举办了“雕塑四十年：第一回展”、“深圳设计周：“设计的可？能！”、“第三届郎朗·深圳福田国际钢琴艺术节”等不同类型的活动，已成为丰富市民文化的重要场所。未来，“两馆”还将迎来安尼施·卡普尔、达明安·赫斯特等大师展，为本土带来全球的文化与艺术。

　　今年初，被聘为“两馆”馆长后，颜为昕很看重场馆的美学教育功能，他最朴实的愿望是，当人们周末第一选择去逛商场的时候，第二选择可以是来看展。“如果这个展览不适合你，下个展览说不定适合。”艺术馆就是要用丰富的内容，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体验中。

　　这也是他选择引入“觉醒：文艺复兴至二十世纪的宫廷珍宝”展览的重要原因。在这之前，中国基本上没有关于西方珠宝的展览，与传统博物馆更多做一些程式化的展览相比，颜为昕愿意多做尝试。他希望“两馆”的展览要做到“深圳发声，亚洲回荡，世界反响”。

　　“如何去发声？首先就是要有勇气，你有越多的探索，你就会听到更多新的反馈。”他说。

　　颜为昕：希望大人能多带孩子来看展

　　小时候，颜为昕在学校的组织下，参与了不少深圳的文化活动。比如，据他的记忆，《东方红》歌舞剧只在两个地方演过全套，一个是人民大会堂，一个就是深圳戏院，那是一次面对爱国、爱港人士的演出，他是观众之一。

　　1997年，他大学毕业后，进入刚成立的关山月美术馆工作，一待就是22年，从普通员工做到副馆长。今年，受聘为新建成的“两馆”馆长。“70后”的他，可谓见证了深圳的发展变迁，尤其对文化建设方面颇为熟悉。

　　围绕城市文化、场馆设施和艺术展览等话题，《博客天下》记者与颜为昕进行了一次对话。

　　博客天下：外人常说深圳是一块“文化沙漠”，你作为深圳人，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颜为昕：这更多是一个相对概念，主要是因为与深圳在经济发展上所创造的奇迹相比，文化发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这种落差造成了“文化沙漠”这样一个说法。但是，我们的历史积淀不够多，不代表我们没有积淀。我们的文化不够地域性特色，不代表这个地域就没有特色。

　　深圳在流行文化、时尚文化方面，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改革开放这40年，如果每10年有一首代表歌曲的话，基本全出自深圳。《春天的故事》是深圳女歌手刘绍文首唱；《走进新时代》是深圳罗湖区邀请词作者蒋开儒所写的组歌之一；《复兴之路》的创业篇也与深圳有关。

　　大家对于文化沙漠的理解，其实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因为这个城市发展太迅猛了，那么相对来说，文化的发展，大家觉得没有跟上，但不代表没有文化。

　　博客天下：深圳这座城市的最大特点是什么，除了经济，它对外人的吸引力在哪里？

　　颜为昕：深圳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没有特别的地方，你没法用一句什么样的话去解读深圳。最早的时候，大家说“人少，钱多，速来”；之后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再后来是“孺子牛”。如今，深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也就是说，政府对这个城市有一个定义，民众有一个定义，所有外面的人也有一个定义，那么这个城市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而这恰恰是深圳最宝贵的地方，你永远不给自己做更多的定义，就可以往前去做更多的尝试。从你认定的一个方式，去尝试有更好的发展的前景。

　　博客天下：“两馆”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立项建设的，初衷是什么？

　　颜为昕：大约是2007年，大家不能回避文化设施不够的问题。那时候，深圳公共文化设施的数量。相较于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文化素养严重落伍了，那么我们就要找一个突破口，而当代艺术就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有了这个初衷，建馆就提上议事日程了，最终决定把城市规划馆和艺术馆放在一起。深圳的历任领导，都重视文化发展，“两馆”所在的这块地，旁边的商品房，现在的售价是十几万元一平方了，税收得多吓人，但我们还是决定建艺术馆。

　　深圳所有文化设施的大规模的起端，全是从美术馆开始的。因为有了美术馆，才有对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探索，然后才有周边的其他配套设施。一个城市的文化建设，我在这里边能感受到彼此之间的关联。“两馆”建成后，深圳未来还会有新一轮的文化建设高潮。

　　博客天下：如何理解和阐释博物馆或美术馆作为“公共艺术享受的空间”这个概念？

　　颜为昕：我到现在还在想，我们这些美术馆的人，要提供给市民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综合体验。文化它永远不是单纯的一个（概念），不是一个单向的，它一定是混合的。我希望除了你看到场馆和空间漂亮，来我这儿打卡，慢慢地发展到，你来看展览，能从这儿带回去什么。

　　如果你带不回去东西，只是打卡，这不是我要求的。所以我们从来不跟旅行社做任何的挂钩，我们不希望你是一个带着游客身份的方式（来看展）。

　　展览上除了展品，我们有为这个展览做的二维码，以及各种延伸阅读，你把这些信息收集够了以后，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深入研究。人和城市一样，你没有足够的文化积淀不代表你没有文化，也不代表你不去追求文化。

　　博客天下：美术馆以及它的展览，对提高公民艺术素养的意义体现在哪里？

　　颜为昕：其实我最希望的是，大人能带孩子来看展，这才是美术馆最重要的地方。家长有太多的视觉经验，但孩子没有，所以对他们来讲，美术馆所有的东西都是新鲜的，能够引起兴趣的。懂不懂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他们来美术馆就行。

　　如果父母一个月带孩子来两次美术馆，坚持半年，你会发现孩子一定会有一个大的改变。比如，他们可能到任何地方都不会大声喧哗了，知道要收敛自己。这就是美术馆最愿意看到的。

　　美育不是指手头功夫，要画到什么样的程度，重要的是孩子们看到这个东西，会有自己的审美，这种情趣是可以从美术馆培养出来的。经常去美术馆的小女孩，回到家里穿衣服，她会知道怎么配颜色。要我说，这就是美术馆最大的功能。

　　博客天下：这次为什么会选择“觉醒：文艺复兴至二十世纪的宫廷珍宝”在“两馆”开展？你看重的是什么？

　　颜为昕：起初打动我的是，这是一群年轻的中国团队在做事。我一直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参与到艺术的收藏和展览中。他们首先在钻研，在做功课，把外文资料翻译过来，去认真了解西方文化。这是一种对文化的认知。

　　我选择“觉醒”，不是因为它的东西与当代艺术馆多么匹配，而是对团队做事态度的认可。这次的策展人樊晓光，从不懂开始，进入到这个领域，持续十年时间去研究，这就是态度。

　　如果你愿意参与到文化中，一定有受用无尽的感受。你越有对文化的渴望，越会成为艺术馆的朋友。看展览没有太复杂，只要来看就好了。我希望每个星期，你想不到去哪儿逛商场的时候，第二选择是去看展览，这是我最朴实的愿望。

　　对于展览的主题“觉醒”，我的理解不是从沉睡中醒来，它更像在跑马拉松，跑到一定程度其实是机械反应，如果没有设终点，可能会跑死。这时候，如果有一声令响，拉一条线，就会让人突然“觉醒”过来，问一下自己，下一个目标该怎么跑。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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